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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背后的陷阱 中美贸易摩擦直逼中国核心利益

BUSINESS.SOHU.COM　2005年6月11日09:43 [ 杨磊 刘英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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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经济时代的“合理冲撞”？

　　《中国经营报》：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高发期。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过程吗？

　　张运成：我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贸易摩擦高峰时期，全球贸易战经历了橡胶战、钢铁战、牛肉战，现在是对中国的纺织品战。在国际贸易中，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一直在进行斗争，从来没有改变。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比较突出，这种摩擦已经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环境不会好转，反而是更趋于复杂化。

　　达巍：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贸易争端是不可避免、无法转移的纠纷。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纠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中美贸易顺差大，因此显得较为特别。

　　与日本或亚洲四小龙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经济结构纵深更大。在日本和韩国，他们可以很快实现产业升级，随着资本的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纠纷就可以转嫁到外国去，贸易摩擦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中国比较难，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纵深大，产业升级较困难。因此有人说，中国有一个“产业黑洞”，资金吸收过来就很难走掉，但同时贸易摩擦也很难转移到别国。

　　另外，在经济发展中，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由于韩国、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把他们的一些低端和初级生产转移到中国，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增加了贸易摩擦。因此我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在短期内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

　　江涌：我们把贸易摩擦放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待，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各国间联系的增加，经济交往增多，相互依赖加深，因此必然导致国家与国家间矛盾的增加。正因如此，国外有专家论述，全球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摩擦经济时代”，它的突出特点是摩擦的复杂化、综合化与常态化。对中国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必然与其他国家产生这样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合理对撞”。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单纯

　　 《中国经营报》：日本与四小龙是我们的亚洲邻国，现在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与它们上世纪所经历的贸易摩擦是否有可比性？

　　张运成：就贸易摩擦本身来说，目前中国经历的纺织品贸易摩擦，与上世纪日本遇到的贸易摩擦性质和内涵是不一样的。

　　当时的日本所处的国际贸易体制还比较简单，与美国间的贸易摩擦属于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问题。而目前国际间的贸易更加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不同阵营的国家间同时抢市场、抢资源的情况。与日美间贸易摩擦相比，中国与美国间的贸易争端往往是复合型贸易争端，解决起来也较复杂，会涉及到汇率、知识产权等系列问题。同时，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并不是发达经济体内的摩擦。不过，在汇率问题上，中日之间有可比性。在不同的时期，两国的汇率都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

　　王珊：我认为，目前中美围绕纺织品展开的摩擦，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不可同日而语。从摩擦内容上看，中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只是中美贸易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其在中美贸易当中所占有的份额也有限。而且，从产业结构上看，纺织业在美国产业当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过，对中国而言，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涉及的就业人口众多。而上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主体是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因此日美贸易摩擦也主要围绕这两个行业展开。

　　江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跟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会上升到政治风险和其他的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从贸易摩擦发展的阶段上来说，它们有一定的可比性。日本（后来是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恢复，到七八十年代经济急速上升，期间对美贸易摩擦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50年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摩擦，如纺织品；60年代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如钢铁；70年代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像彩电、半导体；80年代最重要的是尖端技术和汽车业的摩擦。中国现在跟美国之间的摩擦类似日本当初五六十年代跟美国之间的摩擦，集中于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摩擦。

　　另外，伴随地区产业的转移，东亚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经历了近乎相同的历程。日本把它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后，“四小龙”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即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技术密集产品摩擦的时候，美国跟“四小龙”进行的是劳动密集产品和资本密集产品的摩擦。

　　当中国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的产业转移后，中国也同时接受了日本、“四小龙”等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在我国贸易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出口额的50％以上。因此目前中美贸易顺差其实应当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日本教训：贸易战节节胜利金融战一败涂地

　　《中国经营报》：当年日本化解美国压力有什么经验、教训？

　　 江涌：日本重视用战术解决问题，在面对日美贸易冲突时，日本采取自主限制出口、拖延时间、购买美国国债等方法，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方法只在战术层面起到作用。

　　在战略上日本是失败的。美国通过要求日元升值、改变汇率等措施不断牵着日本走，最终从金融上遏止了日本的发展。在贸易摩擦中，最初日本态度较强硬，但之后不断以日本让步作为贸易解决的结果。在日美签订了多项协定后，日本已不自觉地落入了一个陷阱。日本与美国在其中的利益博弈就如猴子与香蕉的故事一样。华盛顿金融界拿着“日元升值”这一“香蕉”引诱日本这只“猴子”。虽然日本知道前面有陷阱，但最后仍无法克制自己，掉进陷阱，日本金融泡沫破裂。

　　韩国的经验：努力扭转“日本第二”的形象

　　 《中国经营报》：韩国也遇到过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它是如何解决的？

　　江涌：一方面，韩国积极增进与美国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韩国认为，可以通过增进与美国的关系缓解贸易摩擦压力。

　　从战术上，韩国认为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2000年后，韩国加强了与欧洲、东南亚特别是跟中国的经贸往来，努力提升非美国家和地区在韩国外贸中的地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终降低直至消除与美国的摩擦。

　　同时，韩国改善和加强了与美国民间团体和企业间的关系。从而借助这些团体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另外，韩国通过多种手段，如在美国搞公关，来塑造自身新形象。当时美国说韩国是“日本第二”，为此，当时韩国宣称，韩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生产的产品，都与日本不一样。通过这些宣传，韩国有意地刻画出韩国并不是日本，不会与美国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韩国还启动了韩美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增进韩美间的经贸关系。

　　中美贸易摩擦直逼双方核心利益

　　《中国经营报》：目前美国与中国间贸易摩擦的实质是什么？

　　陈向阳：中国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发时期，不仅仅是由于因为贸易摩擦产生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担心，他们不能确定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影响，于是他们对中国增长的戒心在增强，希望用规则束缚中国，用美国的话说就是要求中国按规则办事。

　　达巍：中美贸易纠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特点，逐渐逼近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尤其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也遇到了许多贸易纠纷，但在中国的一些让步下就可以解决。但现在几乎是无法让步了，贸易摩擦正在转到汇率问题上。现在汇率要改革就会有16万人失业，这对中国来说很严重，人民币升值风险很大。

　　在美国看来，来自中国的挑战不止贸易。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最近一年来，美国媒体纷纷炒作中国崛起，中国在金融、安全、环境、能源等方面对美国形成或将形成挑战。因此中美贸易纠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的意义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次。

　　江涌：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目前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升温贸易摩擦意在进一步施压人民币升值，包括美国等众多国际经济专家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也不能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连格林斯潘都强调，人民币汇率调整20％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如此，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高压中国调整汇率，个中自有玄机，那就是牵制中国发展，延缓中国的崛起速度。

　　警惕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

　　《中国经营报》：一些国家利用贸易摩擦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应该警惕什么？

　　刘军红：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固定平价瓦解，国际货币体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动向就成为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后，直到1995年中期，日元、美元汇率始终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表现了日元长期升值趋势。在此过程中，日元升值与美国对日贸易政策和日本央行金融政策有直接关系。首先是来自美国贸易政策压力，然后导致日元升值，最后引起日本国内金融政策变化。而日元国际化政策则可能成为弱化外来压力，增强国内金融政策自主性和政策效果的必然选择。

　　在日美贸易摩擦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主导下，西方五国达成“广场协议”。短短一年内，致使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型衰退”。迫使日本调整传统的外汇政策，以适应“国际协调性的浮动汇率制局面”。可见，在整个日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美国始终抱着将日元汇率作为对日贸易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的战略意图。

　　江涌：在当前巨额游资压境之下，汇率调整使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本已承诺选择适当的时机加以调整，但是美国迫不及待，以空前的、近乎“最后通牒”的态势高压中国。要求中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6个月内）、按规定的幅度（至少10％）来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就将中国列入“指定名单”，在贸易方面做出报复行动，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国际经济专家普遍倾向，人民币升值，美国无法从中得到实际好处，而中国经济则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就曾用类似手段而使日本陷于困境。

　　二战后，在美国的羽翼下，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一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暴富起来的日本一度甚是嚣张，不断叫嚣对美国“说不”。于是美国发起了一个接一个的贸易战，尽管日本在战术上一一化解，但是与此同时却陷入了美国精心布局的战略圈套。美国先后通过《广场协议》（1985年）、《卢浮宫协议》（1987年）以及《巴塞尔协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一举将日本诱入“金融陷阱”，使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低迷，再也无法与美国抗衡（1950年日本ＧＤＰ只有美国的4％，1994年相当于美国的70％，目前不到美国的一半）。如今，美国似乎如法炮制，美国极右势力扬言，要像1985年对付日本一样，让中国经济倒退10年。因此，中国应密切关注美国升级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

　　中国的误区：比较优势崇拜、贸易顺差崇拜

　　 《中国经营报》：中国在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时应反思什么？

　　江涌：我们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首先是重商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我们长期强调外贸，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出口，赢得顺差，不顾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而专心地赚取外汇。为此，中国的外汇储备急速增加，连我们自己都承认超过了“合理”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及时调整我们的外贸政策，仍旧沿袭过去的道路。

　　其次是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从中国的观点看来是一个比较优势，但是在别人看却不是比较优势，而是绝对优势。因为劳动力成本优势太明显了。2001年日本首先发难人民币汇率问题，日本指出中国不仅有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还有先进的技术优势，更有廉价的货币优势，这三大优势结合起来就是绝对优势了。现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反对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低了，别人感觉没有活路了。

　　中国立足比较优势理论，前提是世界奉行自由贸易。但是，我国目前所处的环境并不是自由贸易体系，而是管理贸易体系。在管理贸易体系下，我们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自然会遇到一些挫折，重商主义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进经济发展。实践上的成功使我们过于执迷与依赖这一策略。但是，中国是个大国，中国若和平崛起，就必须充分开发自己的市场，走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

　　解决之道：一个原则、两个不必、四个筹码

　　《中国经营报》：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所面临的贸易摩擦？

　　陈向阳：近期中国国家领导人讲话说，在新的形势下对外开放，包括经贸摩擦的问题，要用全球战略眼光和全球战略意识解决问题。我认为可以称之为中国全球战略。作为中国大战略的核心部分，本质是和平发展战略，目标是和平发展，方式也是和平发展。这里边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强调对方的利益，适当的妥协，外交就是妥协艺术，双方面的妥协，不是单方面的。

　　江涌：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应依照一个指导原则、注意两个不必、用好四个筹码。

　　中国应该从战略和战术上考虑并解决这个问题。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在战略上要服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不能破，中美关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长短，这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

　　在与美国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把握适度，不能无理性地硬到底。因为中美贸易是一种互补性的贸易，两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两端，美国为高端，产品的弹性小，很多在国际市场上属于奇货可居，而且还限制对华出口；中国是低端，产品的弹性大，替代性强，在国际市场上俯拾皆是。如果中国对美国强硬到底，尽管有可能出现两败俱伤，但是受重伤的无疑将是中国。

　　另外，我们应该谨慎地诉诸世贸组织寻求解决问题。世贸组织的规则是什么？这个规则本来就是发达国家设定的，留了很多“后门”、“灰色地带”。即便世贸组织接受上诉，但是启动相关程序、进行调查总是旷日持久。好不容易等到裁决，往往是各打50大板，各方感觉都没有“输”。即使世贸组织裁决对中国有利，中国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是贸易报复。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只有欧盟在经贸上拥有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现在中国应该坐下来协商、谈判。协商、谈判需要相应的筹码，而在技术上，由于中国经济更加强大了，因此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首先是农产品。去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纺织品为100亿美元，而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达到80亿美元。薄熙来部长讲，中国跟美国谈判的时候有可能提出农产品贸易，美国限制中国的纺织品，中国就提出限制农产品。在美国，纺织行业的实力远没有农产品部门力量强大，这是筹码之一。第二，知识产权。既然美国提出知识产权，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有余地的，中国侵犯知识产权80％是侵犯自己的，我们提出打击盗版其实对中国更有利。第三就是人民币汇率。其实人民币汇率的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第四，巨额外汇储备以及相应的储备结构调整，这最具杀伤力，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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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暗含非经济因素 美再次妖魔化中国


NEWS.SOHU.COM 　　2005年06月10日08:46　　中华工商时报


　　影响中美贸易健康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往往中美贸易发生摩擦时，以贸易摩擦的显性因素出现，包括最近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和人民币升值等。但事实上，还有很多隐性因素，常常会在关键的时候跳出来，对中美贸易制造麻烦，如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环保问题、西藏问题、军事问题等。此次，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便属于后一种情况。

　　遭到白宫批评的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原定修改后于本月8日推出的，但国防部官员日前宣布，该份报告的发布将被再一次推迟。　　>>您反对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说法吗？请进入论坛投票

　　美国国防部推出这份《中国军力报告》的时机，正值中美贸易关系因纺织品纠纷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处于波动期，它的出现无疑为本已紧张的两国贸易关系，添加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美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每年都要做一份。今年的报告虽然尚未面世，但据看过报告草案的美方人士披露，报告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表述”。今年报告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不再将台海问题作为主要阐述的方面，而是着重分析中国的军力，认为中国军力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第一世界水准，如核威慑能力。

　　舆论注意到，除了这份尚未面世的《中国军力报告》外，近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赖斯，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大谈中国增加军费开支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这种论调的出现，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自从失去前苏联这个强大的敌人后，迅速崛起的中国便被美国列为未来的头号假想敌。但9·11恐怖主义袭击，使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暂时放到了打击恐怖主义上。与此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和平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并在亚洲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战略地位，如与菲律宾签署了防务合作等协议。由于菲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这不能不令美国如鲠在喉，浑身不自在。

　　随着反恐战争进入尾声，美国的对外政策重新恢复原来的基本框架，开始把中国视作对自由贸易和安全的一种威胁。于是，军事威胁与贸易制裁“双管齐下”。在军事层面，美国说服日本强化美日安保协议，直接将中国台湾纳入“关切范围”；在经济层面，制裁手段如排山倒海般袭来，美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相继就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施压；美商务部也接着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横加指责。

　　而美国的再次妖魔化中国，再一次证明，现代国际政治斗争，常常以经济和贸易问题的方式出现；而贸易纠纷的背后，政治的影响力又无处不在。

　　布什第二任期的第一份《中国军力报告》出台前的台前幕后，折射出了美国目前国内政治的大背景：保守势力从各自的集团利益出发，频频制造“中国威胁论”，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白宫、国务院则从反恐、朝核等外交重点着眼，主张与中国维持友好合作。

　　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二者之间绝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正如美国国内巨额财政和贸易赤字不是靠人民币升值就能解决一样，对中国产品的制裁，不仅会令美国消费者利益受损，也不会给美国的相关产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相关产业也带来巨大伤害。中美是互为影响，共同繁荣的，正所谓和则两利，斗则俱损。在经贸领域是如此，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同样如此。>>您反对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说法吗？请进入论坛投票

延伸阅读

前美官员说贸易摩擦有政治原因
曾经在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处主管中国事务的前美国官员贝德周四指出，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是两个贸易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现象，目前还不能被称做是贸易战。他说，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设限虽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做法……
全文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中美贸易摩擦错在美国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D.Kristof）日前在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国替罪羊》（TheChinaScapegoat）中指出，在朝核问题、中日关系都在为中美关系投下一些潜在新变量之际，中美经贸争执偏偏也正在升级。不幸的是，美国须为此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肇事者多数是民主党的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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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出路在何方
中美贸易摩擦一夜之间面临升级的危险。美国布什政府14日突然决定：重拾配额限制，保护脆弱的纺织行业。中国出口美国的棉制裤子、棉制针织衬衫和棉及化纤制内衣将被实施特别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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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论：喧嚣背后的真实动机




南方周末　 　2005-05-08 15:49:11



　　□覃东海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几年层出不穷，先是日本抛出“输出通缩论”，后来是美国把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归咎其上，现在又是“汇率操控论”，这些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替罪羊。
　　
　　4月6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项修正案令人意外地以67比33票通过。4月19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又召开记者会，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而之前于4月17日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也弥漫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
　　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两三年一直持续不断，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只是进入了又一波高潮。不断升温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给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演变带来了巨大震动；其次，近年来世界经济波动剧烈，风险日渐积累，石油价格冲击和国际收支失衡构成全球经济保持良好态势的最大威胁和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遭遇“无就业的增长”，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难以走出通缩陷阱。在这些背景之下，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借人民币大做文章。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原因何在？这种依据的真实性有多少？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究竟又有多大？另外，就未来而言，人民币将何去何从？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将要作出何种调整？本文试图求解这些问题。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美中贸易格局
　　实际上，最近几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一直层出不穷，日本最先发起，欧洲随后加入合唱，到现在则是美国唱主角。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断发表公开评论，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美国的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纠集了美国纺织业协会、美国林业和纸业协会、国家制造者协会以及制造业技术协会等机构不断要求人民币重估。
　　美国为什么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呢？
　　美国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是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失衡。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产生地。2004年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162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24％。1995－2004年的十年之间，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增长了将近4倍。纠正贸易逆差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减少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支出调整法；二是货币贬值的支出转移法。在国内政策无法寻找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只有在外部路径上进行选择：美元贬值，强势美元政策被弱势美元政策取代。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而人民币维持对美元的事实钉住，首当其冲成为布什政府的责难对象。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中国因素被夸大了，中国并非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增量意义上的最大来源地。虽然从存量上看，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已经相当惊人，但是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重看，则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虽然2004年突然加速到了24％，但仍然没有突破1997年25％的历史高位。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态势只是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缩略版。
　　从增量意义上，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贡献度也处于相当稳定的态势。1997－2004年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量中，中国贡献的比例为24％，对比1991－1996年间23.5％没有出现明显加速的趋势。另外，199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所占比例却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中国只是取代了本地区其他国家而成为美国重要的进口地，同时中国也取代了美国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出口基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美商品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而中国整体的商品贸易顺差维持稳定的原因。从地缘上，造成美国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地区是北美经济贸易自由区和欧元区。
　　近几年美中之间商品贸易格局的动态变化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纠正。美国商品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不是进口增长太快，而是出口增长太慢。1990－1999年间，美国的进口年均增长为7.7％，而出口年均增长仅为6.7％，美国2001和2002年的商品出口甚至出现了下降，2003年也才刚刚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美国近年来的出口迟滞构成了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主要原因。1990－199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年均增长9.5％，而同期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年均增长21.3％，进出口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放大。不过，这种情形在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一些变化，2000－2004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9.6％，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开始出现巨增，年均增长21.6％。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因而，从这一角度看，近几年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关系在动态上甚至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状况的改善。
　　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人民币汇率调整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格局。理论上，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国的货币贬值可以提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反之会鼓励进口、抑制出口。但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还要考虑贸易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货币贬值带给贸易收支的初始改善必须超过国民收入增加后进口增多带来的贸易收支的恶化，货币贬值才能从净值上改善贸易收支。
　　对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研究显示：第一，汇率冲击不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冲击才是我们贸易收支变化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贸易收支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但是与外国，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的经济周期变化具有很强的联动关系。中国的出口收入弹性高于进口收入弹性的程度要大于中国经济增长高于贸易对象经济增长的程度，因而也就决定了中国贸易收支的整体顺差格局，汇率变动不会改变持续顺差的基本格局，即使会缩小顺差，这种冲击也相当有限。
　　
　　谁制造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2003年6月开始，健全美元联盟抛出了每月一期的《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存在严重的货币操纵行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操纵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原因。健全美元联盟中的成员向国会提供的相关证词中反复强调了东亚地区货币低估，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也一再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
　　出口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颇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一国汇率同其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负相关，即本国货币升值以后，本国生产的制造品价格上升，而外国生产的竞争性制造品价格下降，本国制造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这种判断误导了对出口竞争力的理解，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比如自然禀赋上的差异，国内补贴、税收和规制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比如，欧洲1985－1990年间货币普遍出现了升值，而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反而加强了。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高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的雇佣成本指数从1989年6月基期的100上升到了2004年12月的175.4，年均增长4.9％。与之对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低，而且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的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能抵消。人民币升值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制造品出口竞争力对比，因而也无法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
　　另外，即便美国成功地把中国排除到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必须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方寻找替代品，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每年为此多付出几百亿美元的额外支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结果。19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欧洲和日本表现最为明显。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薄弱时，人们把这一趋势归结为自动化，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崛起以后，开始把这种趋势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美国制造业向国外特别是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转移。我们的结论为：不是中国人抢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而是他们自己更换了饭碗，或者是他们自己人抢了自己人的饭碗。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压力。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是：一项使多数人蒙受损失而少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而使少数人蒙受损失大多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现在，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可能使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受损，少部分的制造企业获益(这种益处还有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谁在主宰世界的通货状况
　　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中，“中国输出通货紧缩”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时任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
　　他们认为：一是出口增长结合国内的价格紧缩以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促使中国不仅向邻国而且向整个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二是在应对全球性通货紧缩方面，美国、欧洲、日本分别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通货再膨胀政策，现在也应该包括中国。中国要么严格限制出口，要么让人民币升值。
　　中国是否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理论和实证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美元本位特征下的“中心－外围”架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传递机制完全不同于金本位制，只能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单向传递。如果是金本位，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会消耗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黄金，从而引起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1870年代到1896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那样。而在美元本位特征下，除非美联储减少了基础货币供应，不会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压力产生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
　　其次，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的日本、欧盟均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变化能够很大程度上冲销中国物价对其国内价格的影响，中国实际上缺少向这些国家输出通货紧缩的机制。
　　最后，考虑到加工贸易以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大致占世界的3％，而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也只占它们GDP总量的1％－2％。中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双循环结构中，美国主宰了世界的通货状况。当前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全球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达到了6659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5.7％。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演变为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积累不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实际产品的注入，并且基本上不需承担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和责任；同时，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凭证，输出的美元又通过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本注入回笼到美国国内。这种美元货币、实际资源和美元资产凭证的双循环流动结果使得美国不断向世界范围输出美元资产凭证，同时不断从世界范围内获得实际产品注入。美元货币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世界性的通货状况由美联储供应的美元货币多少决定。
　　
　　调整汇率制度还是调整汇率水平
　　从人民币的未来前景看，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第二，如果存在低估，人民币应该作何调整，先调汇率水平还是先调汇率制度，抑或两者同时调整？
　　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货币升值，人民币低估的事实很清楚。1994年以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1994年前，我们放弃了高估人民币的政策，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相反方向的挑战。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结构已经大不一样，可见的未来这种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币确实存在低估，但是没有国外舆论宣称的那样大。
　　当前的人民币问题主要是两个选择的问题：调整汇率水平，仍然与美元挂钩；调整汇率制度，与美元脱钩，或者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或者选择自由浮动。
　　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是模糊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二者之间的确定性关系。由于经验研究无法给出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更好的肯定结论，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反而使得宏观经济风险增加了一维。因此，即便人民币需要进行调整，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要走向浮动汇率制度。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即意味着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一种误解。
　　总之，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国际舆论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这个混乱世界的替罪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重变化




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和失业状况


图表来源：美国普查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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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股市的艰难抉择




南方周末　 　2005-06-02 16:22:15


　　□钟伟　　
　　
　　目前中国票据市场在收益率降低的同时交易量持续扩张，央行票据发行利率，一二级市场的债券收益率也在稳步下降，没有理由认为场外资金匮乏。显然，场内外的投资者都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避免巴菲特所称的“泳裤丑闻”
　　　　
　　目前沪深股市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我们担忧市场将日渐消耗，但理性重建却未能同步。
　　何谓渐进推倒？如果以沪市为例，扣除掉新股发行带来的指数失真，那么市场的千点大约在1050－1060点左右。千点有其重要意义，回顾历史，1997年9月、1998年8月以及1999年的5月市场均在这个关键点位获得支撑，但沪深股市三年来的历程，使得这种可能性非常衰微。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大约出于对资本市场的两点误判，毕竟资本市场的实质，一是对企业的定价，二是对企业的交易。资本市场能否对企业进行合理定价，决定了市场本身是否理性，而对偏离理性定价的企业能否通过兼并收购交易进行纠偏，决定了要素是否在上市公司间得到了优化配置。在这两个基本点上，沪深股市近三年的运行轨迹已偏离了真实市场本身。
　　第一点，我们误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合理定价功能，扭曲为单纯筹资功能。自2001年7月至今，上市公司数量从1137家增加至1385家，而流通市值则从18866亿元缩水至9901亿元。在市场出现这种情况的同时，单纯筹资功能则不断强化，近三年多来的融资额超过4000亿元，占沪深股市建立以来融资额的一半。在此过程中，沪深市场始终基本不具备对上市公司合理定价的功能。
　　第二，我们误将资本市场促成以企业为标的进行交易，扭曲为股权分置市场。如果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都难以流通，那么大部分上市公司就无所谓令公司的治理架构规范，企业所有者也不会感受到来自市场的被收购、兼并或者重组的压力。因此股权分置下的沪深市场，难以把企业作为交易标的，难以对企业定价“挤出泡沫”或者“发现价值”，上市公司优不能胜，劣不能汰。
　　仅仅这两点误判，不足以导致目前沪深股市面临困境，迄今一些误判仍然在延续着
　　一是可能误判了股权分置带来的定价基础缺乏对沪深股市的巨大影响。我们承认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和全流通问题，对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资本市场的里程碑式意义，但目前艰难状况下，只要没有给市场以极其清晰准确预期之前启动了这种改革，那么就相当于市场在没有“定海神针”之前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未来试点是成是败不足道，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方式本身使得沪深股市的企业定价功能处于极度不确定状态。或者说，搁置股权分置或全流通是市场一种畸形但均衡的定价基础；消化股权分置或全面实施新股股市全流通更是市场的一种健康并且均衡的定价基础，但在这两种状态转换时期的市场，却缺乏根本的定价基础，市场始终是脆弱和没有信心的。
　　二是可能误判了场外投资者的耐心和智慧。目前利益各方处理股市问题的基本思路，仍然是投资者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和代际遗忘为基本前提的，即所谓“死者已矣，生者已歌”。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具有起码的社会正义——至少在沪深市场面临何去何从时，场外增量资金和投资者都在观望，甚至场内投资者也在纷纷离场，等待水落石出的结局。巴菲特在讽刺新经济破裂之间的美国股市时说，“当潮水褪去，我们能看清谁没有穿泳裤”。目前中国票据市场在收益率降低的同时交易量持续扩张，央行票据发行利率，一二级市场的债券收益率也在稳步下降，没有理由认为场外资金匮乏。显然，场内外的投资者都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避免巴菲特所称的“泳裤丑闻”。
　　在启动股权分置时，我们曾经指出，目前应该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做好市场的善后事宜，就现在看来，重叠着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使我们不得不强调“善后事宜”的重要性。它包括多管齐下建立中小投资者补偿基金；包括建立券商有序接管和紧急再融资安排；更应该包括种种能够有助于沪深股市减少因股权分置试点带来的“定价基础不确定性症状”。在何去何从面前，给投资者以清晰强烈的信号，避免决策层和投资层两者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当务之急，应该通过“库存股制度”完全屏蔽解决股权分置进程中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的损失，方案宜简不宜繁。
　　基本做法可以是：第一，上市公司可以承诺在未来一段明确的时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或者搁置股权分置问题；第二，凡宣布在未来一段明确时间内搁置股权分置的上市公司，可以免于实施库存股制度，但同时自动丧失在此期间进行任何股本融资的可能性；第三，凡宣布在未来一段明确时间内解决股权分置的上市公司，应该实施库存股制度，即以流通股历史平均市值为基础值，非流通股股东全额拨出不少于基础值的非流通股作为“库存股”，并且过户到指定托管账户中冻结；第四，凡解决股权分置过程中未给流通股股东带来损失的，上市公司有义务以非流通融资部分，全额补偿流通股解决股权分置后的事后值与基础值之间的差额，方法是上市公司出资回购相应的库存股并予以注销；第五，解决股权分置后上市公司仍残存的库存股不再流通，全额拨入沪深市场平准基金。
　　但这种设想也许过于理想化，沪深市场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利益相关者，似乎并未准备好为市场的现状支付任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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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国的"汇率武器"




南方周末　 　2005-05-08 16:28:35


　　□何帆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
　　　　
　　汇率武器　美国惯用伎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又主要来自美国。目前，美国国会有一些举动，要求把人民币升值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挂起钩来，扬言如果中国在6个月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也声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美国的这些表态使得本来已经稍为消停的国际市场再次陷入盲动和恐慌。我们预期，随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断出现。汇率将成为美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一个武器。
　　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
　　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方10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缓解美元贬值。本来，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给各国央行松绑，因为它们不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疲于奔命，但遗憾的是，其他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日本在1970年代初期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宏观政策，但程度不如日本。德国在1972年实行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3年转为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74年再度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1977－1978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其进口增加，美国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贸易盈余国家要刺激国内需求，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日本和德国。1978年七国集团的波恩首脑峰会上，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妥协，日本和德国实际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冲击”，这导致了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减少。
　　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1980年11月美国选举了在竞选中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新总统里根。这样，美元开始升值，在1979年底到1981年底之间，相对于德国马克，美元升值23.2％。美国紧缩货币的政策对国外经济有以邻为壑的影响，因为它对本国通货膨胀的抑制，部分地是通过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外国的方法达到的。对此，外国中央银行的反应是通过干预国际外汇市场来减缓美元的升值。通过抛售美元和购买本国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在1980年和1981年降低了它们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从而使利率上升。由此造成了1981年－1983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但却迅速使各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
　　这一时期美国预算赤字开始急剧膨胀，这推动了利率进一步上升。美元价格上升，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于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到了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已经到了不加不足以解决的地步。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急剧升值。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德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德国在对待美国压力的背景下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主要得益于德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其反对通货膨胀的传统。这一传统又和德国的历史有关，正是由于二战之前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才导致了纳粹政权的上台。战后日本在政治上非常依赖美国，因此顺应美国的要求降低利率。结果市场上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多资金最后流到房地产和股市上去了，产生了泡沫经济。
　　
　　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根源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美国的这一“汇率武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要说明，中国并非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贬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会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从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应对美国“汇率武器”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不断地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结果是日元升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在国内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恶果。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第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欧洲的区域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汇率武器”而出现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为应付美元危机带来的危急形势，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各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1.125％。德意志银行原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存有抵触，因为它担心这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德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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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该如何"出其不意"




南方周末　 　2005-05-19 15:02:09


　　■每周金融评论
　　
　　□时卫干　何帆
　　
　　■温家宝总理此前表示，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过程，我们认为，首先可能是出市场之不意，其次可能是出政策之不意。
　　　　
　　预测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最近的一个预测干脆直接说：“5月18日人民币升值。”这个言之凿凿的预测造成了国际外汇市场的短时恐慌和动荡。不过这个预测很快被证明是无厘头的荒诞剧，央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先后出来辟谣，否认人民币近期升值，而温家宝总理更在16日严肃指出，“人民币汇率改革涉及中国主权，任何压力与炒作、把经济问题政治化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人民币汇率对世界金融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交易中心全额买入超出各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限额的外汇头寸，人民币汇率由是保持超稳定态势。但是，这一汇率形成机制积弊已久，会带来三个严重问题：首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僵硬，中央银行无法灵活调整汇率；其次，人民币钉住美元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将因美元实际汇率变化而变化，使得人民币自主权大大减弱；第三，带来中央银行冲销操作难题，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中央银行必须以“外汇占款”形式被动地投放等值人民币基础货币以及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回笼基础货币。这使央行面临着严重的冲销操作窘境：如果不进行冲销操作，将肯定导致通货膨胀；但冲销操作规模的扩大会推动市场利率上升，进而吸引更多的国际套利资本流入，从而使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不可持续。
　　目前，人民币是否升值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确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升值是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可以配合使用的汇率政策还包括降低中央银行外汇干预强度、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增加外汇交易市场做市商、逐步扩大各市场主体的头寸限额、通过扩大合格市场参与者来调整汇率风险分担体系等。人民币升值必须有一系列相应的汇率政策作配套，才能获得最优效果。同时还必须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如此方能将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温家宝总理此前表示，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过程，于是大家纷纷在猜测这个“其”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温总理所说的“其”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可能是出市场之不意，其次，可能是出政策之不意。出市场不意是指在市场并没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条件下突然升值；出政策之不意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复杂的政治问题，涉及中国与美国及其它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人民币选择出乎美国等国家意外之时升值。从目前的形势分析，试图在出市场不意之时升值已经不太现实，因为国际套利资本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试图获得人民币升值后的巨大收益，也就是说，市场始终在预期人民币升值。所以我们认为，“出其不意”一个更现实的解释是，选择出乎美国等国家的意料而升值。
　　目前，中美两国在汇率上展开博弈，美方杀手锏是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中方则以巨额外汇储备相牵制。中国6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为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和财政失衡提供了融资支持，并保证了美国利率水平的稳定。近来美联储已经8次调高联邦基金利率到3％，这在客观上为我国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结构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但是人民币升值将意味着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贬值，这不是央行所希望看到的，所以央行应该充分利用美国市场利率稳定的有利时机，在完成有关外汇资产投资组合调整后适时宣布人民币升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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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制调整事关全球　稳中有变务求平衡　　




南方周末　 　2005-06-02 14:36:42


　　汇制调整事关全球　稳中有变务求平衡　　
　　———三评楼市、股市、汇市
　　
　　方舟评论
　　
　　□柳剑能
　　
　　5月以来，中国经济大事有三：一是七部委楼市新政；二是股权分置改革；三是人民币升值讨论炙热如火。前两个都涉及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第三个不仅贯穿国内发展全局且事关全球经济稳定。
　　之所以说贯穿全局，是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国内业已成为游资穿梭的导航器，在国际则为贸易战一触即发的导火索。
　　先说国内。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连年膨胀，楼市虚火日旺、有利可图，海外房地产基金伺机大举进场，为虚热的楼市火上浇油，在2004年下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资金是其中的“主力部队”。因为美元疲软，欧元坚挺，从2001年至今，欧元兑美元差不多升值50％，而人民币基本上是紧钉美元的单一汇率机制，这使人民币对欧元相应有所低估，当欧元转换成人民币押宝楼市时，币值上的斩获或许远超楼市本身。
　　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防范游资获利退出造成经济动荡，是全球化视野下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使命。但辩证地看，也应重视游资逐利在“价格发现”上的信号意义。欧洲资金逐鹿中原，既是看好中国经济，也包含判断人民币对其相应低估的预期，这客观上提醒中国政府：紧钉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可能比紧钉美元的单一汇率机制更符合我们的利益，也更具合理性。
　　再看国际。人民币升值压力首先来自美国。此前，美国国会提出动议，要求人民币在其法案提出后180天内作出相应升值，否则将向所有在美国出售的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27.5％。
　　美国出此下策，是因为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呈现大额顺差，美国要中国对此负责。坦率地说，这是真问题找到了假答案。其实，整个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早已形成共识：该国的贸易赤字是其巨额财政赤字和美国人很少储蓄两大因素的共同产物；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过低的储蓄率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因素。
　　这个法案基本上是2003年9月不再被讨论通过的S.1586法案的翻版。实际上，美国要为自己双赤字治理不力找个“理由”。美国的赤字根源在于自身，由中国来负责，既不合理也根本不可能有效果。
　　首先，征收惩罚性关税有违WTO最惠国原则，未必行得通。
　　其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据也站不住脚。一个国家的汇率水平根据多边贸易及国内通货膨胀水平来定，中国虽然对美国有比较大的贸易顺差，但多边贸易仅仅略有盈余，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人民币确实被全面低估。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劳伦斯·克莱因都持这种观点。
　　再次，退一万步讲，即使将贸易顺差作为一个调整双边关系的因素，最该动的也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目前广义人民币指数仅仅回到2000年初的水平，而日元指数则比5年前水平低了约18％。与此同时，以美元计算，日本2004年的经常项目盈余为中国同期的约四倍。所以，就货币调整而言，日本比中国拥有更大的行动空间。这是美国投行翘楚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先生的真知灼见。
　　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选择拿日本“开刀”呢？因为日本有“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当年日元在美国压力下升值，竟引来长达10年的长期经济低迷，日本不会选择在同一个陷阱里跌入两次。不仅如此，日本产业界人士也提醒中国：要顶住美国的压力。如果因美国施压而作出错误选择，中国版的“广场协议”一定会带来经济灾难。
　　最后，人民币升值不仅对中国不利，对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国家也没有好处。诚如鼎鼎大名的“欧元之父”蒙代尔所云，如果中国经济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掉头向下，旺盛的进口必然萎缩，这不仅对获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欧盟和日本不利，也会因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而引发美国国内更严重的经济失衡，其结果只会是一损俱损。
　　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中国，已成为本区域负责任国家的代表，将不会屈服于压力。即便中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容易引发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贸易战，中国也完全可以通过征出口税来缓和贸易摩擦。事实上，中国正是这么做的。为顾全大局，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在原本148项纺织品被征收的出口关税基础上再次加税，平均增幅高达四倍。但美国和欧盟仍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旗帜限制中国的纺织品，中国被迫再次宣布：从6月1日起，取消81种纺织及成衣制品的出口关税，以示抗议。至此，欧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正意图昭然若揭。
　　综观天下，美国双赤字的风险（即美元贬值的风险）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大因素之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本质，是全球经济失衡，却要中国独揽责任；美国经济失衡，却要中国做出牺牲。以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既没有这个实力，也没这个必要。
　　长期而言，中国肯定会根据自身经济运行情况逐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在钉紧一揽子货币的框架下调整汇率，相对而言更现实，引起的波动也最小。至于具体时机，正如温总理所言，必然是“出其不意”。
　　放眼世界，中国汇制调整事关全球经济稳定，只能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稳中求变，才是综合平衡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有效之道。